拍攝于1982年國際商史會議期間，夏威夷檀香山。
一排右一裘錫圭、右二林沄、右三鐘柏生、右四饒宗頤、右五王貴民、右六鄭振香、右七張光遠、右八張光直。
二排右一高至喜、右二杜正勝、右三張聰東、右四安金槐、右五高友德。
三排右一張秉權、右二伊藤道治、右三高島謙一、右四張政烺、右五楊錫璋、右六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
四排右一周鴻翔、右二夏含夷（Edwards L.Shaughnessy）、右三高去尋、右四夏鼐、右五顧道偉（David Goodrich）、右六雷煥章（Jean A.Lefeuvre）、右七Ann Holmes、右八司禮義（Paul L-M Serruys）。
五排右一倪德衛（David S.Nivison）、右二胡厚宣、右三祁泰履（Terry Kleeman）、右四赤塚忠。
《有鳳來儀——夏含夷教授七十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工作快結束的時候，出版社希望配上照片。夏含夷先生精心挑選了一些給我。其中有一張1982年9月在夏威夷檀香山召開的國際商史會議的集體照，照片上有三十一位甲骨文和商史研究者。夏先生提供了部分人名標注，我想盡可能補全標注。
一、集體照
四十二年前，夏含夷還在讀研究生，他站在四排右二的位置。他左手邊四排右一是這個會議的組織參與者之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周鴻翔。周熱心中美之間學術交流，1990年又組織了洛杉磯夏文化國際會議。另兩位組織者張光直和吉德煒為本次檀香山商史會議承擔了更多的工作。[1]哈佛大學的張光直在一排最左面，9月7日下午，他發表《殷墟五號墓與殷墟考古上的盤庚、小辛、小乙時期問題》。張光直是殷墟發掘工作主持人李濟的學生，李濟1955年把張光直送去哈佛。張光直取得的最大成績是發現了商代王族中存在著兩大集團，輪流繼承王位。吉德煒說張光直的《商文明》“使西方有關早期中國的教學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光直的貢獻就像《圣經》一樣，人們從那里出發，并一次次地回到那里尋找信息與啟示。”[2]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吉德煒（David N.Keightley）非常遺憾沒有出現在這張照片上，他在9月11日上午的會議上發表論文《王制與親族制，晚商王枝系》。
照片上夏含夷的背后，五排右一是他的導師、斯坦福大學的倪德衛（David S.Nivison）。倪在這個會議上發表了兩篇論文，9月8日上午發表《卜辭中“貞”字意義》、10日上午發表《試論夏商紀年》。倪德衛當時興趣已從章學誠轉向甲骨文、金文。此后一直到2014年去世，他一直在研究年代學和《竹書紀年》。他和夏含夷共同發明了西周“雙王年”說，并且為此討論、爭論了幾十年。1978年12月的某個下午，夏含夷在倪的辦公室，第一次表現出了對甲骨文的興趣，他回憶道：“談話基調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3]1979年倪在斯坦福開了一門中國古史課。在講到陜西扶風莊白新出的微氏家族銅器時，倪德衛首次把銅器銘文上的日期和《竹書紀年》聯系起來。倪的這門課培養了三個了不起的學生，吉德煒、夏含夷、班大為（David W.Pankenier）。班大為后來成為天文史家。吉德煒是旁聽生。夏對我說：“倪會說吉是他的老師，至少是他的甲骨文老師。”吉德煒60年代末在臺灣地區訪問時學會甲骨文，已在伯克利任教七八年。倪德衛時?？缭脚f金山灣去向他學習甲骨文。[4]吉德煒后來利用甲骨卜辭寫了《商代史料》，夏含夷利用青銅器銘文寫了《西周史料》。吉德煒晚年遭遇車禍腦受傷，身體恢復后完全失去了認讀法文和漢字的能力。
夏含夷的右手邊是四排右三的高去尋、再過去四排右四是夏鼐，兩位史語所的老朋友，闊別三十五年后再見，說不完的話。夏鼐9月7日下午發表論文《殷代玉器》，會議期間，他兩次去圖書館查閱Hansford的Chinese Carved Jades（《中國的玉雕》）。五排右二胡厚宣、三排右四張政烺也是史語所老人。9月8日上午，張政烺發表《婦好略說》。9月9日上午，胡厚宣發表《卜辭“日月又食”說》。
杜先生回憶，張光直辦這個會，想把當年發掘殷墟的老人聚一聚。石璋如可惜未能與會，杜先生頂替了他的名額，在二排右二的位置。石璋如參加了第四至第十二次殷墟發掘，與郭寶鈞共同主持第十三次發掘，與梁思永共同主持第十四次發掘，并在1937年獨立主持了抗戰開始前最后一次第十五次發掘。石先生與劉燿（尹達）是非常好的朋友，當他得知同樣獲邀請的尹達不能與會時，把自己的名額讓給了剛入史語所不久的杜先生。尹達第二年病逝。三排右一是隨史語所遷臺的張秉權，9月8日上午張發表《論婦好卜辭》。張秉權的《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丙編》成為1979年倪德衛他們上課的教材。顏世鉉兄看照片的時候，誤把張秉權認作自己的老師李孝定。后來從臺北的史語所找到李孝定、張秉權的身份證件照和工作照片，才算確認。羅泰回憶：“檀香山會議，為海峽兩岸的資深學者，如來自北京的夏鼐、張政烺（生于1912年）和胡厚宣（1911-1995）以及來自臺灣的高去尋（遺憾的是，石璋如沒能成行）等，提供了自1949年以來的第一次交流的機會——也是最后一次。并且，這也是1950年后參加安陽發掘的大陸學者和研究戰前發掘資料的臺灣同行之間的第一次面對面的學術交流，為其以后的經常交往開創了良好的先例。”[5]
唐際根兄認出了楊錫璋，他在三排右五。楊錫璋1962年起一直在安陽工作站參加發掘殷墟，楊在9月11日上午發表《商代的墓地制度》。一排右六鄭振香是際根兄的老師，她時任安陽考古隊隊長，1976年主持發掘了殷墟婦好墓。孟繁之兄確認了三排右六的羅泰。羅泰的樣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汪濤兄說：“有點像，但不肯定。”很多先生看照片都無法辨認。羅泰其時剛開始在哈佛讀研究生，之前在北大進修。1988年獲博士學位，是張光直的學生。繁之兄又請聶菲先生確認了二排右一的高至喜。陳星燦兄確認二排右四安金槐。安金槐在60年代初根據偃師二里頭陶器特征，提出夏、商分界當在偃師二里頭文化的二、三期之間。1977年，安主持了登封告成鎮王成崗遺址的發掘和研究，是年11月的登封會議上他指出這有可能是夏代的城址，或有可能就是夏代早期陽城遺址。9月7日上午安金槐發表《鄭州商代城址及有關問題》。星燦兄又確認二排右五的高友德。高當時在哈佛隨張光直讀書，1985年進史語所（史語所入職檔案姓名 “高有德”，1985.10-1990.12在所），后離開學界。李匡悌先生說他離職去了美國。蔡哲茂先生說自己的老師松丸道雄遺憾未能與會。松丸已經向會議提交論文《再論殷墟卜辭中田獵地問題》。夏鼐日記記載，9月11日上午，“松丸以目疾不能來，故改而插入鐘文。”鐘柏生發表論文《殷墟卜辭中所見農業地理》。鐘在一排右三，他時任教花蓮師專，1983年8月，鐘受聘史語所，兼代甲骨文研究室主任。鐘先生說，會議原來準備了地理組的討論，邀請了研究殷商地理的松丸道雄、李學勤、吉德煒、許進雄幾位。李學勤先生因事無法與會，李1959年出版《殷代地理簡論》。
學術界當時剛開始與國外同行進行交流。夏含夷先生提供給我的照片中有一張1980年在金門大橋的五人合影，星燦兄、鄭巖兄好幾個人看后都說了同樣一句：“看張長壽先生笑得多開心。”鄒衡先生應邀檀香山商史會，“因為北大不愿出路費，我又失去了赴美的機會。張先生很失望。”[6]會議發表的《商代氣象統計分析》論文是周鴻翔、沈建華合寫，但沈并未與會。她告訴我，當時她所在單位領導這樣說：“我都沒有去美國，你本事那么大去美國？”稍后，饒宗頤籌劃編撰《甲骨文通檢》，香港中文大學邀請沈訪問協助工作，申請又被其單位拖延，第二年四月始成行。我知道夏含夷第一次在上海博物館做訪問學者時，館內也限制研究人員與他接觸。饒宗頤在一排右四，他研究甲骨貞人，所著《殷代貞卜人物通考》1962年獲法國儒蓮漢學獎。9月8日下午饒發表《殷代易卦有關占卜諸問題》。鐘柏生告訴我，臺灣地區五位學者的與會并不容易，曾受到臺當局的一些阻撓。另一位來自臺灣的張光遠在一排右七，張在臺北故宮博物館長期研究青銅器。
右起：夏含夷、夏鼐、張政烺、馬承源、張長壽。1980年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展覽期間，拍攝于金門大橋。
杜先生說五排右四很像殷瑋璋。馬上被好幾位朋友否定。殷瑋璋9月7日上午發表了《二里頭文化再探討》，但他并沒有出現在照片上。殷瑋璋主持發掘了二里頭一號宮殿遺址。他確定二里頭遺址第三、四期遺存是早商文化，并推論二里頭第一、二期文化可能是夏代晚期遺存。際根兄確信五排右四是童恩正。童先生沒有出現在夏鼐日記中，夏含夷明確否認他與會。童1981年在哈佛訪問。1982年，張與童正協議準備聯合考古。有沒有可能以國外大學身份與會又正好未被記錄？找了多張八十年代前后他的照片，問曹瑋等好幾位先生，都不能判斷。張光直與童恩正反復討論哈佛與四川大學合作勘察“中國西南文化通道”，即橫斷河谷為主軸的從西北到西南以至南亞和東南亞的文化通道。因遭到反對終未成。[7]童1997年去世，張寫《哭童恩正先生》。[8]
二、夏鼐日記
照片中的每位先生都得到幾個相識者或其學生的確認，或者還找到確定的其本人照片。這些學者都大名鼎鼎景仰既久，這項工作非常容易，迅速就接近完成。只剩下三位無法確認：二排右三的胖先生、四排右七的紅衣女士、五排右四的先生。
二排右三的胖先生
四排右七的紅衣女士
五排右四的先生
夏鼐日記非常詳確，與會的中方代表團十人，夏鼐擔任團長，團員是：胡厚宣、張政烺、安金槐、鄭振香、高至喜、林沄、殷瑋璋、楊錫璋、王貴民。又有北大裘錫圭，以華盛頓大學代表名義隨代表團一起赴檀香山。饒宗頤先生從香港飛，在東京機場相遇同行。日記記錄發表論文但在照片中不能識別的有五人：赤塚忠、張聰東、許進雄、澳大利亞的巴納（Noel Barnard）、美國女學者Virginia C.Kane。巴納專門研究商周青銅器。張光裕先生說自己跟著老師差不多跑遍了全世界收藏中國青銅器的博物館，巴納對大批青銅器進行銘文辯偽。2003年香港中文大學古文字會議上我見到當時已八十多歲的巴納，雙目失明筆直地坐在第一排聽著年輕人宣讀論文。
夏含夷先生向我指出，二排右三是赤塚忠，五排右四是法蘭克福大學的張聰東。這行的西方女學者極少，四排右七紅衣女士可能是Virginia C.Kane。但夏先生三次明確否認，指出紅衣女是Anne Underhill。這三個位置也并不一定就在這五人中。
不排除本地教授或接待者進入照片，如李方桂、李浩、羅錦堂、SoceinⅡ、馬幼垣、姜聯成、土谷夫人、曾昭和（幼荷）、孫科的女兒孫穗英、王書林。李方桂是夏威夷大學退休的語言學家，侗臺語研究開創者。羅錦堂研究中國戲曲史，馬幼垣專攻中國小說史。SoceinⅡ是東南亞考古學家，前一年冬在巴黎與夏鼐相識，這次送了夏鼐他的論文抽印本。王書林送了夏鼐《論語譯注》上下冊。曾幼荷送了夏鼐畫冊和《中國書法論》三冊，曾已故的夫君艾克寫了第一部中國黃花梨家具圖考。
中途進入的外來教授有更大可能，如趙令揚、尹乃鉉。許倬云拄著雙拐，照片中肯定沒有他，他在匹茲堡大學，1980年當選史語所的院士。夏鼐日記說尹乃鉉是韓國唯一研究甲骨的人，尹送了夏兩本書，《商王朝史?研究》（1978）、《中國?原始時代》（1982）。趙令揚與饒宗頤一起來檀香山，此前數年，兩人幾乎同時在香港各出一本關于正統論的書。趙著《關于歷代正統問題之爭論》，1976年由香港學津出版社出版。饒著《中國史學之正統論》1977年出版，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新版。另外，還可能會有隨教授前來的研究生。
夏含夷在檀香山會議上擔任翻譯。會議結束后，由美中交流基金會邀請，與會中國大陸學者參加了為期兩周的美國旅行，行程是：夏威夷—舊金山—華盛頓—波士頓—紐約—洛杉磯， 夏含夷陪同旅行。夏說旅途中，他每天早上陪張振烺、晚上陪林沄散步，收獲極大。[9]一排右一裘錫圭先生以華盛頓大學代表名義與會，沒有參加旅行。裘在9月11日上午發表《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等職官的研究》。司禮義（Paul L-M Serruys）是華盛頓大學教授，他在四排右八。1981年他70歲退休，去臺灣翻譯《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丙編》，直到1985年由高島謙一接續翻譯。9月10日上午司禮義發表論文《甲骨文的語音關聯：文字鑒定及語音解釋》。司禮義對古漢語研究精深，他培養了一批北美最權威的古漢語學家，包括丁邦新、馬幾道（Gilbert Mattos）、高島謙一（Kenichi Takashima）、柯蔚南（W.South.Coblin）、許思萊（Axel Schuessler）等。高島謙一在三排右三，當時任教于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研究重點是甲骨卜辭的形態。高島在9月10日上午發表《甲骨文之名詞化及名詞的派生》。
三、胖先生
許進雄參加會議，9月10日下午發表了論文《通過象形文字演繹中國古史分期》。許1968年去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整理館藏甲骨。林志鵬兄聯系許先生。許回憶當時是第一次見王貴民，后來幾次去北京，王貴民夫婦、齊文心都請他吃飯，成了好朋友。王貴民在一排右五。許說自己應該就在照片中，站在鐘柏生后面。志鵬兄說：“是的，看來老師是第二排右三，圖片說明這個位置的人名也是跳過，估計就是您。”許表示認可。杜先生也說他右手邊的胖先生看起來像是許。許指認自己，話語權重當然最大。但是至少五六位他的熟人都說許從來沒有這么胖過，包括同一研究室十幾年的同事。
劉紹剛先生為《有鳳來儀》題簽，他建議去“說文解字”微信群求問，那里都是古文字學的前輩，此前另兩張老照片的標注得到了群中很多先生幫助。群中的徐富昌先生打電話去加拿大問了許先生。這次問詢的結果出人意料。許說再看二排右三不是他，他應該是在二排右二。但這個位置是杜先生。二排右三胖先生已經可以肯定不是許進雄，許不在照片中。許先生視力極弱。
這樣夏含夷原先指認這個位置的赤塚忠再次變得比較可能了。但是認識赤塚的蔡哲茂、杜先生都否認。我寫信告訴夏先生結果：“這個位置空缺。其他各位都已經確認。”
夏先生的回信再次讓我墜入谷底。“二排右三如果不是赤塚忠，那可能是張聰東。上（前）面我指出的張聰東可能是赤塚。我知道許進雄參加了，但照片里沒有人像他。其他的人都可以確定。”考據學的最基本原則“不可隱匿證據”把我逼到了絕境。當事人有新的懷疑，我就只能完整去做這兩個人的證明。感覺上，胖先生比較像日本人，后排最左的比較像華人。求問日本的古史學者高木智見先生，他說遺憾無緣拜識赤塚前輩。但高木先生想起日本的《東方學》出過赤塚忠特集。第二天，高木先生專程去了圖書館?！稏|方學》126輯首頁就是赤塚忠的大幅照片，上面還有他的親筆簽名。高木來信：“與你猜想的剛好相反。”轉天寄來了赤塚的照片。五排右四果然是赤塚忠。赤塚忠9月9日上午發表《商代における十二支的意義》（夏鼐日記誤作《商代にける十二支的意義》）。赤塚忠1977年在東京角川書店出版《中國古代的宗教和文化——殷王朝的祭祀》。
二排右三胖先生因此可能是張聰東。陸續也得到多項證明。出版社轉來程少軒兄的一個提醒，《新果集》中發表過這張照片。另外，《甲骨文與殷商史》新六期中也發表過這張照片。兩書中的這張照片都有部分未能辨識，前者漏標了八個人，后者有三個位置標注為“不詳”。后排最左的先生和四排右七的紅衣女士均未能辨識。但是，二排右三的胖先生，兩者都明確標注為張聰東?！缎鹿肥菫榱譀V先生賀壽的論文集，其中照片當來自林本人。張聰東于9月10日上午、11日上午會議上發表了兩篇論文，其中關于周原甲骨的論文，遭到林先生批評?！断呢救沼洝肥饭P傳神：“張聰東《周原卜辭試釋，并論其年代及來源》，以為那批甲骨乃殷人占領周原俘獲文王東行所留下的。宮室被焚，以后并未重建，實是信口假說。林沄起來批評。林氏先行退席，去看吉大的原客座教授，余人繼續討論。”激烈爭論至中途退席，場面相當激烈。林先生對此肯定印象深刻。胖先生是張聰東無疑。林沄在一排右二，9月7日上午他發表《商文化青銅器與北方地區的關系之再研究》。少軒兄后又轉來《林沄文集》自序，四排右五David Goodrich有中文名顧道偉， 曾為林沄翻譯過論文?？上А队续P來儀》已經付梓未能標出。
四、紅衣女士
夏含夷先生指出四排右七紅衣女是Anne Underhill，當時身份是研究生，現在是耶魯大學考古學教授。夏強調她的研究生身份，想來同樣作為跟隨導師參加會議的研究生，彼此可能會多一點接觸。Anne Underhill中文名文德安，畢業于加拿大UBC，導師Richard Pearson是張光直高足。星燦兄、方輝兄兩位與文德安有過合作，他們都說照片上的人和文德安本人有點象。當然四十年前照片上是年輕人。
少軒兄還是認為Virginia C.Kane較可能（他說他和蔣玉斌兄、趙欣淼兄討論過）。Virginia C.Kane在9月8日上午會議上發表了《由安陽五號墓而衍出的諸歷史上之矛盾問題》。蘇榮譽兄告知Virginia C.Kane是南方青銅器研究專家，八十年代后與學界很少聯系，2000年左右離世，找不到她的照片比對。
兩個說法都沒有確定的旁證證明。請方輝兄向文德安教授本人詢問。結果文先生的回信特地在句子中用放大字號大寫“NOT”。另外，她對后排其他兩位外國學者表示懷疑。（這都已被確證，倪德衛2米的身高，普通人也無法企及。）
書馬上就要下廠印刷，對紅衣女的標注，星燦兄說：“我覺得‘未詳’比較好，盡管夏日記有Virginia C.Kane參加的記錄，但合影也可能是其他人，沒人指認是她，所以嚴謹一點說未詳比較妥當。”星燦兄說得對，無法確認只能接受失敗的結果。相當失望。
忽然又接到夏先生的信：“我剛剛問了羅泰。他認識她，是吉德煒的學生Ann Holmes。以后她沒有畢業，沒有繼續做學問。”照片標注出乎意料地圓滿了。夏含夷有驚人的記憶力，所以能記住很接近的名字“Anne”。羅泰先生能如此準確地記住她的名字真是令人驚嘆，四十年前其他大學教授的研究生，還是沒有畢業就離開學術界的。想必他也有很詳確的日記保留吧。
標注工作完成后，我整理筆記成文請夏先生審閱。夏指出了原文的兩處錯誤。吉德煒向趙林學甲骨文不是70年代初在美國，而是此前吉德煒去臺灣地區訪問時。此后趙林先生回復我的詢問，說他1967-1969年在史語所任助理員，“吉德煒是時來史語所看書，并向我討教，每次問答約30-40分鐘，通常在午餐時間，為時約有一年。”隔天又再次來信解釋，說他是1968年8月請假赴芝加哥大學讀書，因此準確的教學時間是1967-1968年。附信寄來一張當年在胡適紀念館前的照片，說就在這個地方問答。夏先生指出的另一個錯誤是我原說吉德煒是最早認識甲骨文的美國人。夏指出清末方法斂已能釋讀甲骨文。夏先生寫《西觀漢記》，其中有一節“從方法斂到吉德煒”。
夏先生附寄了一張黑白合影照片，證明Virginia C.Kane不是紅衣女士。夏標注了照片上所有人物：巴納、馬承源、Virginia C.Kane、夏鼐、夏含夷、張政烺、張長壽。照片正中夏鼐坐著，其背后左右兩側站著Virginia C.Kane 和夏含夷。照片上Virginia C.Kane 是略瘦的中年白人女性，戴寬大變色眼鏡，碩大的爆炸發型。夏鼐手中拿著冉方鼎，說明這張照片是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拍攝。結合照片上的幾位中國專家，拍攝應該就在1980年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展覽期間。夏鼐日記中記錄這天是6月10日。“上午倪德衛、吉德煒陪我們參觀東亞美術館，在金門公園中，因為時間關系，只參觀青銅器部分，樓上近東及東方部分粗看一遍。到圖書館參觀精品書、古物及犀牛尊、方鼎等，互贈書籍，告辭出來。此次除館長外，館員如樂高子、謝瑞華及李思德都出來接待。我們赴機場，不久即登機，2：45分起飛。”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原在金門公園里，2003年搬到現址市政廳附近。
右起：巴納、馬承源、Virginia C.Kane、夏鼐、夏含夷、張政烺、張長壽。1980年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展覽期間，拍攝于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冉方鼎
貝格利先生也確認了七人黑白照片中的Virginia C.Kane。文章寫成送王海城兄，又蒙告之，Virginia C.Kane是羅越（Max Loehr）在哈佛的第一個學生。在她之前羅越在密歇根還有一個學生高居翰（James Cahill，中國繪畫史）。她之后羅越還有一眾弟子：Anne de Coursey Clapp （葛蘭佩，明代繪畫，衛斯理學院）、 Thomas Lawton（羅覃，弗利爾原館長）、 Robert Maeda、 Susan Bush（卜壽珊，中國早期畫論）、Susan Nelson（宋元繪畫，印第安納大學）、Louisa Fitzgerald-Huber（研究齊家文化）、Doris Dohrenwend（玉器，皇家安大略博物館）、C. C. Riely （李慧聞，董其昌研究專家）、 Robert Bagley（貝格利，商周青銅器）、蘇芳淑（商周青銅器）。貝格利是商周青銅器專家，夏含夷和魯惟一主編《劍橋中國上古史》，貝格利寫了《商代考古》部分。Virginia C.Kane1970年博士論文是關于安陽青銅器，是當時最全面的研究。其后長期在密歇根大學，但沒有自己的學生。